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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津中环混改落定 TCL科技最终成,6月28日,北京国家体育场,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现场,盛典仪式后的第一个节目戏剧与舞蹈《破晓》,再现了陈独秀、李大钊“陈李建党”的经典场景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赵迪/摄

  6月29日,北大红楼“光辉伟业红色序章”主题展上,人们在观看李大钊生前唯一的珍贵影像。

  当日,北大红楼“光辉伟业红色序章”主题展正式对外开放,主题展围绕李大钊、陈独秀、等早期建党人物,展现中国创建时期北京革命活动的光辉历史。实习生李铁林/摄

  后来的事情,尽人皆知:58人里的13人,秘密开了一次会,那被认为是一个政党的起点。

  会议开得悄无声息,所有原始记录都散失了,而且找不到任何新闻可以佐证。多年之后,这些人连开会日期都说法不一。不过,与会者陈公博的日记里记载了1921年7月31日他隔壁房间的一起枪杀案,上海的报纸也报道了那位“衣服华丽之少妇”遇害一事。日后,这些记录成了考证会期的宝贵依据。

  在1921年的中国,一个政党的诞生和解散都不是什么新闻。当时全国有300多个政治团体。10年前,武昌的一次兵变演变成全国性的辛亥革命,终结了2000多年的帝制。“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”,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诏书里说。

  从1912年第一届内阁开始,取代清王朝的中华民国在最初16年里十易国家元首,颁布了7部宪法,总理的位置更迭59人次,任期最长的不过1年,最短的则不足1天。在此期间,还经历了帝制的短暂复辟。

  就连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也认为:“政治上、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,人民困苦日甚一日。”

  武昌起义的军官蔡济民在一首诗里控诉,“无量头颅无量血,可怜购得假共和”。

  到1919年,北京的学生发起五四运动时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正在中国讲学。这些年轻人的举动“迷住”了他。他目睹几百名女学生去求见大总统,要求释放被捕者。

  美国传教士、后来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,这个国家民族主义的觉醒。“外国列强不断的骚扰,惊醒了一直在沉睡的她。”他在自传里说。

  20世纪的头二十几年,八国联军占领首都带给中国人的耻辱有增无减。1922年,江西人方志敏去上海求职,在法租界公园门口看到“华人与狗不准进园”的牌子。在后来写的《可爱的中国》一文里,他形容自己“全身突然一阵烧热”,感到前所未有的耻辱。他日后成为最坚定的革命者之一。

  司徒雷登记得,1911年,很多学生为了支持辛亥革命,冒着被杀头的危险,剪掉了前朝的辫子,教师们把剪下来的辫子帮学生别在帽子上,以确保他们的安全。而1919年,政府释放五四运动被捕学生那天,他正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布道,很多学生缺席了,去迎接被释放的人。

  “新中国”这个词,在此之前就已诞生了,创造它的是梁启超——清朝最后一次改革的领袖人物。1898年的那次“戊戌变法”只持续了103天,4年后,梁启超发表了幻想小说《新中国未来记》。在小说里,那个时代中国最有智慧的大脑尽情畅想:到1962年,皇帝退位了,炎黄子孙将中国建成了世人向往的强国,“睡狮破浓梦,病国起沉疴”。

  与梁启超幻想的有所不同,60年后真正治理国家的是及其同志。不过,1921年赴上海参加那次秘密会议前后,暂时还没有引起全国范围的注意。他和一群志同道合者在湖南长沙发起了一个叫新民学会的社团,思考国家的出路。在全国,这样的社团还有很多。

  辛亥年,是个18岁的中学生,在学校墙上张贴了他期待的执政人选:梁启超做外交部长,首相则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,孙中山当总统。他的希望应验了一部分:几个月后,武昌的兵变发生,孙中山出任了临时总统。

  1921年前后的中国,正处于历史的一段幽暗隧道之中。1920年12月16日,西北地区遭受了里氏8.5级海原大地震的破坏,根据研究,20多万人因此死亡。华北地区1920年到1921年的旱灾也载入了历史,北洋政府内务部统计,旱灾波及5个省份,造成至少3000万灾民,饿死了50多万人。河南的麦子价格疯涨,另一种“价格”则刷新底线:有的卖儿鬻女者,甚至将人论斤出售,十四五岁之女郎,标价三四元,“尚无人过问”。

  这年10月,山东济南的中学生邓恩铭写了一篇有关灾民的短文,开篇提出一串问题:“为什么有灾民?我们对于灾民应当怎么样?怎么样赈灾法?光赈灾目前吗?还是赈灾将来呢?”

  他自问自答:“要知道,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、官僚、政客、资本家,以后就没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!”

  1920年12月,俄共西伯利亚局负责人威廉斯基写了一份题为《中国成立前夜》的报告。他翻译了一张从福建漳州获得的传单,标题只有三个字:救命呀!

  “一切的人听呵!社会革命不是皇帝换过大总统的戏法,是我们救命的方法,世界人人都要一齐动手的。来啊!来啊!早一天动手,早一天救命。”

  威廉斯基认为,“在长城以内,四万万强大的中国人民的社会力量的深处,当前正经历着社会力量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。”

  杜威在中国讲学时,顺便参与了大学里能否“男女同校”的讨论。1919年,长沙一名叫赵五贞的女学生抗议包办婚姻,在出嫁的花轿中用剃刀自杀。就此在当地报纸连续评论,批评婚姻制度的腐败与社会制度的黑暗。他还指出,“与其自杀而死,毋宁奋斗被杀而亡”。

  而在思想领域,整个国家最有见地的人正在成群出现。美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史景迁认为,这般密集的智性勃发和怀疑精神,为“中国两千年来所仅见”。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深信国家灭亡在即,开始钻研各种制度理论。

  德国人马克思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文献里是在1899年2月,戊戌变法后不久。英国传教士在《万国公报》上介绍他,用了100多字。他被错写为英国人。

  不过,要等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,马克思的学说才真正在中国发挥威力。

  这其中,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起到了主要作用,另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则是他的朋友兼同事陈独秀。

  1919年元旦,李大钊发表文章称,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“新纪元”,“带来新生活、新文明、新世界”。他向国内持续介绍了马克思的主张。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,出了“马克思主义研究”专号。

  当时,中国思潮众多,无政府主义、新村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,不胜枚举。很多人回忆,无政府主义一度非常流行。李大钊介绍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”过后,一位“无政府党”发起人发表了《我们反对“布尔什维克”》。

  1920年3月,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。成员朱务善记得,这个研究会组织过一次辩论,有人嘲笑他们搞什么马克思、“牛克思”舶来品的学说。

  辩论持续了两天,李大钊担任评判。好几所大学的师生参加,连教室门口都挤满了人。

  一个对此持反对态度的北大学生认为,李大钊的评价“是一针见血之论,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”。

  根据朱务善的回忆,当时北大著名学者胡适反对学生参与这些活动,提倡不问政治。他们用李大钊当时的名言回答:“你不问政治,政治要问你呢!”

  在天津,南开大学学生周恩来等人发起的觉悟社也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。1920年8月16日,觉悟社与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、工读互助团、曙光社、人道社5个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召开联席会议,参加者包括李大钊、周恩来、邓中夏等23人。他们约定,要“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”。

  周恩来此前原计划是在日本读大学。到了那里后,从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创办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《社会问题研究》杂志里,他感觉“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”。他回到中国,参加了,并因此被捕。他后来去了欧洲。

  在巴黎的中国年轻人中,周恩来逐渐成为一位领袖。他亲历过不同政见者的激烈辩论。一次辩论演变成了拳脚相加,两名学生进了医院,一把椅子则被摔到了周恩来的身上。

  不过,列宁领导的政党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夺取了政权,而且这个政权在1919年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,这使一些中国人发现可以“走俄国人的路”。

  “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,便成了昏暗中闪耀的光芒。”1921年那次秘密会议的代表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。他当时是北大学生。

  北大1923年有过一次关于“世界第一伟人”的调查,排在第一的是列宁,497票中得了227票。

  对此有个生动的说法: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

  根据的回忆,他的思想曾是“自由主义、民主改良主义、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”。与李大钊、陈独秀有过密切接触后,他认为,到1920年夏天,“在理论上,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,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
  五四运动后的北洋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,则为的传播感到苦恼,他在一份呈文里说,“其祸甚于洪水猛兽”。

  1919年6月后的半年多,陈独秀因思想和行动过激,被捕一次、被通缉一次。尽管他的名言是“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,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”,他还是决定要离开北京。

  1920年2月,李大钊假扮成账房先生,驾着一辆骡车,送走了“商人”陈独秀。

  两个月后,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,先后在北京和上海拜访了二人,希望帮助中国建立组织。

  在1921年那次会议的前一年,中国的名字就已定好了。1920年夏天,陈独秀约李汉俊、俞秀松、施存统、陈公培5人在上海渔阳里二号他的住处开会,研究成立组织,初步取名为“社会”。

  关于叫“社会党”还是“”,陈独秀给李大钊写过信,征求他的意见,决定就叫。

  张国焘记得,他1920年7月月底住在陈家,陈独秀对他说:“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,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。”

  8月,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李达、俞秀松、陈望道等在上海发起了组织,他们还于11月起草了一份《中国宣言》。

  作为最年轻的党员,俞秀松受委派筹建了面向年轻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。对于1920年的事情,他后来这样描述:“1920年春,我们曾想成立中国,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。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,过了一段时间,在第二次会议上,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。”

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认定,上海先成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,8月成立的属于早期组织,实际上是中国的发起组织,“是各地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”。

  当时,陈独秀身边,一位热心的发起人,是《星期评论》编辑戴季陶,他是员,刊发过很多介绍的文章。

  到1921年春天,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济南、广州等地及旅日、旅法华人中都成立了早期组织。

  外地组织陆续收到了上海的邀请信,请他们派两位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。路费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供,来程100元,返程50元。

  李大钊和陈独秀因其他事务缺席了会议。李大钊当时手头的一件事是组织北大教师讨薪。陈独秀在广州任职,他派了包惠僧参会。

  13人中最年轻的刘仁静回忆,接到通知后,他和张国焘、罗章龙、邓中夏等人开会讨论谁去。邓中夏和罗章龙都另有事情,其中邓中夏的原因是答应了要去重庆讲学。因此,北京的代表定为张国焘和刘仁静。

  到会的还有上海的李达、李汉俊,长沙的、何叔衡,武汉的董必武、陈潭秋,济南的王瑞俊、邓恩铭,广州的陈公博,旅日的周佛海。开会地点,就在李汉俊的寓所。

  湖南新民学会成员谢觉哉并非代表,不过他的日记里提到了这次会议:“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,偕行者润之(),赴全国○○○○○之招”。

  对那次会议,与会者的回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。有人认为开始时间是7月1日,陈潭秋认为是7月底。陈公博记得,开会是“利用暑假”,他去上海顺便是携新婚妻子度蜜月。

  除了陈公博住在旅社,其他与会者住进了附近的博文女校。包惠僧负责与校长接洽交了房租。他记得,暑假里,学校没有一个学生。他们以“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”的名义租了几间房,约好只住20天左右,付了两个月租金。

  从陈公博的日记考证出,7月30日晚,这些人正在开会,李家来了一位自称寻人的不速之客。此人走后,马林建议停止开会,所有人离开。

  随后,一群法国巡捕搜查了李家,李汉俊和陈公博在场应对了过去。当时,写字台抽屉里还放着一份油印的党纲,幸而未被搜出。

  张国焘认为,马林提出中止会议,是这位共产国际代表在整个大会上说过的唯一一句话。但根据更加确凿的证据,大会开幕那天,马林作了很长的报告,另一位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也作了简短的发言。

  包惠僧很多年后仍记得,李达的女友王会悟开会时总坐在门外。他们处于热恋中,“火一般的热”。

  她负责雇了一艘船,让这些人在船里完成最后的议程。南湖的胜景烟雨楼,当时复建不久,他们在船上开会时,遇上大雨滂沱,四周烟雨茫茫。

  会后,山东代表王瑞俊作过一首诗,其中两句是“贫富阶级见疆场,尽善尽美唯解放”,他将名字改为“王尽美”。

  周佛海记得,他们会后立即在上海成立了联系工人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。“劳动组合”是日本词,“书记部”则是俄国词,当时“费了很多心思”才造出这个名字。

  为了让自己的主张被更多人看到,1922年农历正月初一,李汉俊、陈望道等人制作了一张贺年片,印了6万多张,在上海街头大量散发,正面是“恭贺新年”四个字,背面则是一首自编的《太平歌》。“有工大家做,有饭大家吃,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。”

  这一年,一个叫朱德的客人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。他36岁,曾是一支旧式军队的旅长,希望加入中国,当时未能如愿。

  朱德对人回忆过,当时的心情是“绝望、混乱”,“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,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。”

  不过,没过多久,朱德就去往欧洲,推开了周恩来的门,由此,他也推开了的一扇窗。

  无论来自何处,在当时,这些人的前路是烟雨茫茫。日本已对中国虎视眈眈,国内军阀仍四分五裂。中国最后一位“万岁爷”还是个孩子,住在昔日的皇宫里。在这复杂的时局中,一个新生政党的力量还微不足道。

  他们将与展开合作,但在几年后就会遇到“杀尽中国”的清洗行动。损失最重时,党员人数仅半年出头从近6万减到1万多。陈独秀失去了两个儿子。

  即便是13位与会者,也很快走到分岔路口,有的保持终身友谊,有的则互为死敌。陈公博在会后不久,就成了的对头。

  多年后,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去了延安。他很想认识,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“”,悬赏25万大洋缉拿的那个人,“那个价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?”

  他后来告诉外界,“蒋介石的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了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。”

  斯诺翻译过作家鲁迅的讽刺小说《阿Q正传》,鲁迅告诉过他,阿Q正在治理国家。

  1945年,陈潭秋被在陕西延安开会的中共七大代表选为中央委员。那时,他的同志都不知道,他已于一年多前在新疆遇害。

  筹备七大时,对人谈起过中国的起点,引用了《庄子》的“其作始也简,其将毕也必巨”。他不止一次以这句古语形容1921年那次会议。

  到1948年,即将带领取得全国政权的,从河北的西柏坡村给早已转而从教的李达写了一封信:“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,现公司生意兴隆,盼兄速来参与经营。”

  1921年去开会途中,和他的好友、新民学会成员萧子升同船。根据萧子升的回忆,他们一起乘船从长沙出发,在船舱里,就一直在辩论。萧子升是无政府主义者,几个月前,他们发现了彼此思想的分歧,有时彻夜长谈至相对流泪,仍无法取得共识。

  告诉他,如果全力以赴,“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,就能够改变中国”。

  “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:那次去上海,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,而这次会议,就是中国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”

  20世纪70年代末,人们才考证出那次会议,始于1921年7月23日。在1941年,中国就已将7月1日定为成立纪念日。

  有学者研究发现,1920年到1922年,中国至少出现过7个自称是的组织,有的就叫“中国”,其他还有无政府党、中国协会、中国青年、中华等。

  中共一大召开前的10年间,标榜社会主义和www.bvgn.com.cn,原发性的政治团体,至少有19个,其中在上海创建的就有9个。

  甚至早在1912年,上海一份报纸上就出现了“中国”招募党员的广告。没有人知道那个党派的命运。

  1921年6月22日,中国的两名党员张太雷、俞秀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。他们发现,还有4个自称来自中国的组织,其中有两位正式代表,是姚作宾、江亢虎——日后他们分别因叛国或汉奸罪获刑。

  俞秀松和张太雷提出了书面抗议,指出这二人在国内的所作所为。如江亢虎,“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”。“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,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,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,给我们重大打击。”

  没有人找得到中共一大的纲领,尽管与会者记得那份文件。1960年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发现,该校1924年的一篇硕士论文,叫《运动在中国》。论文的附录里,居然有中国的第一份纲领。这份纲领的中文版早已不知去向。

  对这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,国内陆续出现过部分章节的译文。1920年2月,陈望道应戴季陶等人的约稿,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。

  陈望道当时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学者,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次学生风潮中被辞退。回到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老家,他在柴房里花了一个多月完成了翻译。他依据的是日语和英语两个版本,日译本由戴季陶提供,英译本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到的。

  1920年6月28日,俞秀松的日记记载,“九点到独秀家,将望道译的宣言交给他”。

  《宣言》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,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资助,第一次印刷的封面印了马克思的半身像,书名错印为《共党产宣言》。

  开篇第一句话,陈望道生怕国内读者对欧洲的“幽灵”感到陌生,译为:“有一个怪物,在欧洲徘徊着,这怪物就是。”

  他的译文不断再版,被四处邮寄,成为革命者常见的启蒙读物。很多人不知道译者是谁,因为经常使用了化名。

  1949年7月,周恩来开会见到陈望道,当众说:“陈望道先生,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!”

  他的儿子、复旦大学教授陈振新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回忆,父亲平时寡言少语,从未向他说过早年参与建党的事。

  20世纪60年代末,陈望道有一次因病住院,隔壁病房一位将军慕名过来探视,言谈中十分崇敬。听到他们的对话,陈振新才知道,原来父亲就是那个翻译了《宣言》的人。

  与1921年那次会议有关的事情,常常是这样,需要借助不同的侧面信息加以印证。

  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这一年近距离观察了中国。在上海的酒馆角落里,他看到过“勿忘国耻”字样。他与朋友登门拜访了31岁的李汉俊。李汉俊在日本留过学,通晓四国语言。

  在他的印象里,李汉俊才华出众,是“少年中国”的代表人物。他形容李汉俊如“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”。

  根据芥川的记录,李汉俊对他说:“种子在手,唯万里荒芜,或惧力不可逮。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?此不得不忧者也。”

  芥川还观察到,李家的楼梯很陡,无论是谁从二楼下来,首先被看到的一定是他的鞋子。

  没过多久,他们会面之处,不同式样、经过长途跋涉的鞋子走上了二楼的一个房间——那里召开了中共一大。

  这座石库门小楼当时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——孙中山的同盟会发起人之一,李书城之妻薛文淑是博文女校学生。她的学校和住处,都与中国的那个起点有所关联。开会时,他们不在家。

  1949年后,有一次,薛文淑与家人去历史博物馆,见到了中共一大会址的一个模型。她认出来了——“那不正是我们住过的地方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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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后来的事情,尽人皆知:58人里的13人,秘密开了一次会,那被认为是一个政党的起点。

  会议开得悄无声息,所有原始记录都散失了,而且找不到任何新闻可以佐证。多年之后,这些人连开会日期都说法不一。不过,与会者陈公博的日记里记载了1921年7月31日他隔壁房间的一起枪杀案,上海的报纸也报道了那位“衣服华丽之少妇”遇害一事。日后,这些记录成了考证会期的宝贵依据。

  在1921年的中国,一个政党的诞生和解散都不是什么新闻。当时全国有300多个政治团体。10年前,武昌的一次兵变演变成全国性的辛亥革命,终结了2000多年的帝制。“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”,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诏书里说。

  从1912年第一届内阁开始,取代清王朝的中华民国在最初16年里十易国家元首,颁布了7部宪法,总理的位置更迭59人次,任期最长的不过1年,最短的则不足1天。在此期间,还经历了帝制的短暂复辟。

  就连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也认为:“政治上、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,人民困苦日甚一日。”

  武昌起义的军官蔡济民在一首诗里控诉,“无量头颅无量血,可怜购得假共和”。

  到1919年,北京的学生发起五四运动时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正在中国讲学。这些年轻人的举动“迷住”了他。他目睹几百名女学生去求见大总统,要求释放被捕者。

  美国传教士、后来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,这个国家民族主义的觉醒。“外国列强不断的骚扰,惊醒了一直在沉睡的她。”他在自传里说。

  20世纪的头二十几年,八国联军占领首都带给中国人的耻辱有增无减。1922年,江西人方志敏去上海求职,在法租界公园门口看到“华人与狗不准进园”的牌子。在后来写的《可爱的中国》一文里,他形容自己“全身突然一阵烧热”,感到前所未有的耻辱。他日后成为最坚定的革命者之一。

  司徒雷登记得,1911年,很多学生为了支持辛亥革命,冒着被杀头的危险,剪掉了前朝的辫子,教师们把剪下来的辫子帮学生别在帽子上,以确保他们的安全。而1919年,政府释放五四运动被捕学生那天,他正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布道,很多学生缺席了,去迎接被释放的人。

  “新中国”这个词,在此之前就已诞生了,创造它的是梁启超——清朝最后一次改革的领袖人物。1898年的那次“戊戌变法”只持续了103天,4年后,梁启超发表了幻想小说《新中国未来记》。在小说里,那个时代中国最有智慧的大脑尽情畅想:到1962年,皇帝退位了,炎黄子孙将中国建成了世人向往的强国,“睡狮破浓梦,病国起沉疴”。

  与梁启超幻想的有所不同,60年后真正治理国家的是及其同志。不过,1921年赴上海参加那次秘密会议前后,暂时还没有引起全国范围的注意。他和一群志同道合者在湖南长沙发起了一个叫新民学会的社团,思考国家的出路。在全国,这样的社团还有很多。

  辛亥年,是个18岁的中学生,在学校墙上张贴了他期待的执政人选:梁启超做外交部长,首相则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,孙中山当总统。他的希望应验了一部分:几个月后,武昌的兵变发生,孙中山出任了临时总统。

  1921年前后的中国,正处于历史的一段幽暗隧道之中。1920年12月16日,西北地区遭受了里氏8.5级海原大地震的破坏,根据研究,20多万人因此死亡。华北地区1920年到1921年的旱灾也载入了历史,北洋政府内务部统计,旱灾波及5个省份,造成至少3000万灾民,饿死了50多万人。河南的麦子价格疯涨,另一种“价格”则刷新底线:有的卖儿鬻女者,甚至将人论斤出售,十四五岁之女郎,标价三四元,“尚无人过问”。

  这年10月,山东济南的中学生邓恩铭写了一篇有关灾民的短文,开篇提出一串问题:“为什么有灾民?我们对于灾民应当怎么样?怎么样赈灾法?光赈灾目前吗?还是赈灾将来呢?”

  他自问自答:“要知道,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、官僚、政客、资本家,以后就没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!”

  1920年12月,俄共西伯利亚局负责人威廉斯基写了一份题为《中国成立前夜》的报告。他翻译了一张从福建漳州获得的传单,标题只有三个字:救命呀!

  “一切的人听呵!社会革命不是皇帝换过大总统的戏法,是我们救命的方法,世界人人都要一齐动手的。来啊!来啊!早一天动手,早一天救命。”

  威廉斯基认为,“在长城以内,四万万强大的中国人民的社会力量的深处,当前正经历着社会力量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。”

  杜威在中国讲学时,顺便参与了大学里能否“男女同校”的讨论。1919年,长沙一名叫赵五贞的女学生抗议包办婚姻,在出嫁的花轿中用剃刀自杀。就此在当地报纸连续评论,批评婚姻制度的腐败与社会制度的黑暗。他还指出,“与其自杀而死,毋宁奋斗被杀而亡”。

  而在思想领域,整个国家最有见地的人正在成群出现。美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史景迁认为,这般密集的智性勃发和怀疑精神,为“中国两千年来所仅见”。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深信国家灭亡在即,开始钻研各种制度理论。

  德国人马克思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文献里是在1899年2月,戊戌变法后不久。英国传教士在《万国公报》上介绍他,用了100多字。他被错写为英国人。

  不过,要等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,马克思的学说才真正在中国发挥威力。

  这其中,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起到了主要作用,另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则是他的朋友兼同事陈独秀。

  1919年元旦,李大钊发表文章称,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“新纪元”,“带来新生活、新文明、新世界”。他向国内持续介绍了马克思的主张。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,出了“马克思主义研究”专号。

  当时,中国思潮众多,无政府主义、新村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,不胜枚举。很多人回忆,无政府主义一度非常流行。李大钊介绍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”过后,一位“无政府党”发起人发表了《我们反对“布尔什维克”》。

  1920年3月,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。成员朱务善记得,这个研究会组织过一次辩论,有人嘲笑他们搞什么马克思、“牛克思”舶来品的学说。

  辩论持续了两天,李大钊担任评判。好几所大学的师生参加,连教室门口都挤满了人。

  一个对此持反对态度的北大学生认为,李大钊的评价“是一针见血之论,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”。

  根据朱务善的回忆,当时北大著名学者胡适反对学生参与这些活动,提倡不问政治。他们用李大钊当时的名言回答:“你不问政治,政治要问你呢!”

  在天津,南开大学学生周恩来等人发起的觉悟社也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。1920年8月16日,觉悟社与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、工读互助团、曙光社、人道社5个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召开联席会议,参加者包括李大钊、周恩来、邓中夏等23人。他们约定,要“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”。

  周恩来此前原计划是在日本读大学。到了那里后,从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创办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《社会问题研究》杂志里,他感觉“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”。他回到中国,参加了,并因此被捕。他后来去了欧洲。

  在巴黎的中国年轻人中,周恩来逐渐成为一位领袖。他亲历过不同政见者的激烈辩论。一次辩论演变成了拳脚相加,两名学生进了医院,一把椅子则被摔到了周恩来的身上。

  不过,列宁领导的政党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夺取了政权,而且这个政权在1919年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,这使一些中国人发现可以“走俄国人的路”。

  “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,便成了昏暗中闪耀的光芒。”1921年那次秘密会议的代表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。他当时是北大学生。

  北大1923年有过一次关于“世界第一伟人”的调查,排在第一的是列宁,497票中得了227票。

  对此有个生动的说法: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

  根据的回忆,他的思想曾是“自由主义、民主改良主义、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”。与李大钊、陈独秀有过密切接触后,他认为,到1920年夏天,“在理论上,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,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
  五四运动后的北洋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,则为的传播感到苦恼,他在一份呈文里说,“其祸甚于洪水猛兽”。

  1919年6月后的半年多,陈独秀因思想和行动过激,被捕一次、被通缉一次。尽管他的名言是“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,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”,他还是决定要离开北京。

  1920年2月,李大钊假扮成账房先生,驾着一辆骡车,送走了“商人”陈独秀。

  两个月后,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,先后在北京和上海拜访了二人,希望帮助中国建立组织。

  在1921年那次会议的前一年,中国的名字就已定好了。1920年夏天,陈独秀约李汉俊、俞秀松、施存统、陈公培5人在上海渔阳里二号他的住处开会,研究成立组织,初步取名为“社会”。

  关于叫“社会党”还是“”,陈独秀给李大钊写过信,征求他的意见,决定就叫。

  张国焘记得,他1920年7月月底住在陈家,陈独秀对他说:“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,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。”

  8月,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李达、俞秀松、陈望道等在上海发起了组织,他们还于11月起草了一份《中国宣言》。

  作为最年轻的党员,俞秀松受委派筹建了面向年轻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。对于1920年的事情,他后来这样描述:“1920年春,我们曾想成立中国,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。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,过了一段时间,在第二次会议上,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。”

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认定,上海先成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,8月成立的属于早期组织,实际上是中国的发起组织,“是各地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”。

  当时,陈独秀身边,一位热心的发起人,是《星期评论》编辑戴季陶,他是员,刊发过很多介绍的文章。

  到1921年春天,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济南、广州等地及旅日、旅法华人中都成立了早期组织。

  外地组织陆续收到了上海的邀请信,请他们派两位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。路费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供,来程100元,返程50元。

  李大钊和陈独秀因其他事务缺席了会议。李大钊当时手头的一件事是组织北大教师讨薪。陈独秀在广州任职,他派了包惠僧参会。

  13人中最年轻的刘仁静回忆,接到通知后,他和张国焘、罗章龙、邓中夏等人开会讨论谁去。邓中夏和罗章龙都另有事情,其中邓中夏的原因是答应了要去重庆讲学。因此,北京的代表定为张国焘和刘仁静。

  到会的还有上海的李达、李汉俊,长沙的、何叔衡,武汉的董必武、陈潭秋,济南的王瑞俊、邓恩铭,广州的陈公博,旅日的周佛海。开会地点,就在李汉俊的寓所。

  湖南新民学会成员谢觉哉并非代表,不过他的日记里提到了这次会议:“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,偕行者润之(),赴全国○○○○○之招”。

  对那次会议,与会者的回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。有人认为开始时间是7月1日,陈潭秋认为是7月底。陈公博记得,开会是“利用暑假”,他去上海顺便是携新婚妻子度蜜月。

  除了陈公博住在旅社,其他与会者住进了附近的博文女校。包惠僧负责与校长接洽交了房租。他记得,暑假里,学校没有一个学生。他们以“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”的名义租了几间房,约好只住20天左右,付了两个月租金。

  从陈公博的日记考证出,7月30日晚,这些人正在开会,李家来了一位自称寻人的不速之客。此人走后,马林建议停止开会,所有人离开。

  随后,一群法国巡捕搜查了李家,李汉俊和陈公博在场应对了过去。当时,写字台抽屉里还放着一份油印的党纲,幸而未被搜出。

  张国焘认为,马林提出中止会议,是这位共产国际代表在整个大会上说过的唯一一句话。但根据更加确凿的证据,大会开幕那天,马林作了很长的报告,另一位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也作了简短的发言。

  包惠僧很多年后仍记得,李达的女友王会悟开会时总坐在门外。他们处于热恋中,“火一般的热”。

  她负责雇了一艘船,让这些人在船里完成最后的议程。南湖的胜景烟雨楼,当时复建不久,他们在船上开会时,遇上大雨滂沱,四周烟雨茫茫。

  会后,山东代表王瑞俊作过一首诗,其中两句是“贫富阶级见疆场,尽善尽美唯解放”,他将名字改为“王尽美”。

  周佛海记得,他们会后立即在上海成立了联系工人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。“劳动组合”是日本词,“书记部”则是俄国词,当时“费了很多心思”才造出这个名字。

  为了让自己的主张被更多人看到,1922年农历正月初一,李汉俊、陈望道等人制作了一张贺年片,印了6万多张,在上海街头大量散发,正面是“恭贺新年”四个字,背面则是一首自编的《太平歌》。“有工大家做,有饭大家吃,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。”

  这一年,一个叫朱德的客人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。他36岁,曾是一支旧式军队的旅长,希望加入中国,当时未能如愿。

  朱德对人回忆过,当时的心情是“绝望、混乱”,“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,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。”

  不过,没过多久,朱德就去往欧洲,推开了周恩来的门,由此,他也推开了的一扇窗。

  无论来自何处,在当时,这些人的前路是烟雨茫茫。日本已对中国虎视眈眈,国内军阀仍四分五裂。中国最后一位“万岁爷”还是个孩子,住在昔日的皇宫里。在这复杂的时局中,一个新生政党的力量还微不足道。

  他们将与展开合作,但在几年后就会遇到“杀尽中国”的清洗行动。损失最重时,党员人数仅半年出头从近6万减到1万多。陈独秀失去了两个儿子。

  即便是13位与会者,也很快走到分岔路口,有的保持终身友谊,有的则互为死敌。陈公博在会后不久,就成了的对头。

  多年后,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去了延安。他很想认识,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“”,悬赏25万大洋缉拿的那个人,“那个价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?”

  他后来告诉外界,“蒋介石的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了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。”

  斯诺翻译过作家鲁迅的讽刺小说《阿Q正传》,鲁迅告诉过他,阿Q正在治理国家。

  1945年,陈潭秋被在陕西延安开会的中共七大代表选为中央委员。那时,他的同志都不知道,他已于一年多前在新疆遇害。

  筹备七大时,对人谈起过中国的起点,引用了《庄子》的“其作始也简,其将毕也必巨”。他不止一次以这句古语形容1921年那次会议。

  到1948年,即将带领取得全国政权的,从河北的西柏坡村给早已转而从教的李达写了一封信:“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,现公司生意兴隆,盼兄速来参与经营。”

  1921年去开会途中,和他的好友、新民学会成员萧子升同船。根据萧子升的回忆,他们一起乘船从长沙出发,在船舱里,就一直在辩论。萧子升是无政府主义者,几个月前,他们发现了彼此思想的分歧,有时彻夜长谈至相对流泪,仍无法取得共识。

  告诉他,如果全力以赴,“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,就能够改变中国”。

  “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:那次去上海,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,而这次会议,就是中国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”

  20世纪70年代末,人们才考证出那次会议,始于1921年7月23日。在1941年,中国就已将7月1日定为成立纪念日。

  有学者研究发现,1920年到1922年,中国至少出现过7个自称是的组织,有的就叫“中国”,其他还有无政府党、中国协会、中国青年、中华等。

  中共一大召开前的10年间,标榜社会主义和、原发性的政治团体,至少有19个,其中在上海创建的就有9个。

  甚至早在1912年,上海一份报纸上就出现了“中国”招募党员的广告。没有人知道那个党派的命运。

  1921年6月22日,中国的两名党员张太雷、俞秀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。他们发现,还有4个自称来自中国的组织,其中有两位正式代表,是姚作宾、江亢虎——日后他们分别因叛国或汉奸罪获刑。

  俞秀松和张太雷提出了书面抗议,指出这二人在国内的所作所为。如江亢虎,“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”。“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,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,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,给我们重大打击。”

  没有人找得到中共一大的纲领,尽管与会者记得那份文件。1960年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发现,该校1924年的一篇硕士论文,叫《运动在中国》。论文的附录里,居然有中国的第一份纲领。这份纲领的中文版早已不知去向。

  对这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,国内陆续出现过部分章节的译文。1920年2月,陈望道应戴季陶等人的约稿,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。

  陈望道当时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学者,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次学生风潮中被辞退。回到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老家,他在柴房里花了一个多月完成了翻译。他依据的是日语和英语两个版本,日译本由戴季陶提供,英译本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到的。

  1920年6月28日,俞秀松的日记记载,“九点到独秀家,将望道译的宣言交给他”。

  《宣言》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,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资助,第一次印刷的封面印了马克思的半身像,书名错印为《共党产宣言》。

  开篇第一句话,陈望道生怕国内读者对欧洲的“幽灵”感到陌生,译为:“有一个怪物,在欧洲徘徊着,这怪物就是。”

  他的译文不断再版,被四处邮寄,成为革命者常见的启蒙读物。很多人不知道译者是谁,因为经常使用了化名。

  1949年7月,周恩来开会见到陈望道,当众说:“陈望道先生,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!”

  他的儿子、复旦大学教授陈振新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回忆,父亲平时寡言少语,从未向他说过早年参与建党的事。

  20世纪60年代末,陈望道有一次因病住院,隔壁病房一位将军慕名过来探视,言谈中十分崇敬。听到他们的对话,陈振新才知道,原来父亲就是那个翻译了《宣言》的人。

  与1921年那次会议有关的事情,常常是这样,需要借助不同的侧面信息加以印证。

  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这一年近距离观察了中国。在上海的酒馆角落里,他看到过“勿忘国耻”字样。他与朋友登门拜访了31岁的李汉俊。李汉俊在日本留过学,通晓四国语言。

  在他的印象里,李汉俊才华出众,是“少年中国”的代表人物。他形容李汉俊如“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”。

  根据芥川的记录,李汉俊对他说:“种子在手,唯万里荒芜,或惧力不可逮。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?此不得不忧者也。”

  芥川还观察到,李家的楼梯很陡,无论是谁从二楼下来,首先被看到的一定是他的鞋子。

  没过多久,他们会面之处,不同式样、经过长途跋涉的鞋子走上了二楼的一个房间——那里召开了中共一大。

  这座石库门小楼当时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——孙中山的同盟会发起人之一,李书城之妻薛文淑是博文女校学生。她的学校和住处,都与中国的那个起点有所关联。开会时,他们不在家。

  1949年后,有一次,薛文淑与家人去历史博物馆,见到了中共一大会址的一个模型。她认出来了——“那不正是我们住过的地方吗?”